金永陶是个韩国人，他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，和方丽琼同学，而且都是文学社的积极分子。刚来中国第二年，汉语讲得还不算流利。小伙子干干净净的，两只眼睛看上去很单纯。陶砚瓦一见，就感觉很喜欢他。

方丽琼说：问陶主任一个私事：您老家是深州，又姓陶，具体想问问，您老家的村子是不是叫陶村？

陶砚瓦说，是叫陶村。

方丽琼就和金永陶对视一下，两人都笑了。

方丽琼说：金永陶也是陶村的，很可能他是你们陶家的后人。

陶砚瓦一惊，忙问究竟。

方丽琼就帮着金永陶，两个人配合着把金永陶的家事娓娓道来。

金永陶的爷爷叫金俊明，原名陶俊明，已经去世多年了。他原本是个中国军人，应该还是个军官。其所在部队作为志愿军赴朝参战，在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包围，几千人都成了俘虏，被关押在韩国的第二大岛：巨济岛，过了好几年屈辱不堪又令人绝望的日子。

当时为了这批战俘，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、韩国政府，以及没有参战但积极参与此事的台湾国民党政府，展开了激烈较量。台湾甚至派遣大量特务渗透进入战俘营进行策反，还强行在战俘身上剌“抗俄”四字，不愿剌字就被杀掉。195年7月7日，“朝鲜战争停战协议”签字，确定战俘按照“自愿原则”遣返。就是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，愿意回大陆的回大陆。美方于是开始调查、甄别战俘意愿。混进战俘营的台湾特工和变节者一夜之间，将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数百人残害，并且大部被割肉挖心。他们用匕首剖开战俘的胸膛，把尚在跳动的心脏挑在匕首上，到处去恐吓战俘。在这惨绝人寰的高压下，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，14000名战俘“自愿”去台湾。

1954年1月0日早晨9点，载着志愿军战俘的船，离开了距离板门店不远的联合国军战俘营。

在战俘船驶离巨济岛不久，陶俊明越想越不对劲：“刺了一身字，大陆也回不去，到台湾横竖也是个死”。干脆，他趁人不注意，一头扎下海里了。船上人发现后，打了一阵乱枪，感觉他反正也活不成，就再也不理会走了。

陶俊明虽然从小生活在北方平原，却是个游泳好手，确切说应该是个“狗刨儿”好手。他在海水里泡了一个晚上，侥幸抓住飘过来的一块破木板，第二天被一个韩国渔民发现救到船上，把他带回了家：一个叫做突突的小岛上。

渔民们看他人老实忠厚，又能帮着干活儿，就把他收留了。后来他娶了岛上的姑娘金英淑，也随妻改姓金，叫金俊明。那时韩国和中国属于交战的敌对国，好在岛上是个世外桃园，只有几户人家，都是打渔为业，也没有外面人上岛，金俊明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。他感谢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异国朋友们，感谢妻子对自己的照料，婚姻还算幸福，生了五个子女，金永陶的父亲金熙贤是家中长子。上面还有两个姐姐，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

他们都知道爷爷是个中国人，但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，却一直没人认真问过。

爷爷老了以后经常一个人喝酒，奶奶告诉爸爸：爷爷想家了。几年后爷爷患了脑血栓，落下了中风不语、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他后来一句韩语也不讲了，只讲深州老家方言，全家人都听不懂，只能从他的表情和简单的肢体动作上猜测他的意图。在最后弥留之际，他把儿女们叫到身边，拉着长子熙贤的手，嘴里嘟哝着：“中国”、“河北”、“深州”、“陶村”。他用手比划着让熙贤拿过纸笔，又让熙贤把他扶起来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，颤颤巍巍写下“陶村”两字。写完之后，他连纸带笔扔到地上，嘴里大声吼叫起来，那吼声似喊似唱，似笑似哭。

金熙贤从地上捡起那张纸，跪在父亲面前说：爸爸放心，儿子一定把陶村找到，一定回去认祖归宗，一定陪您回陶村落叶归根！爷爷听了父亲的话，在父亲手心里使劲捏了捏，脸上艰难露出一丝笑意。

爷爷去世后，父亲金熙贤一直在心里记着“陶村”这个地名，偶尔有人问起他们家在哪里，他们就会说自己父亲是中国人，是中国河北深州陶村人，这也是金永陶名字的来历。

陶砚瓦听着，心里已经明白陶俊明就是自己的本家大伯，东邻锡贵爷爷家的儿子，算起来他和金熙贤还没出五服。他记得锡贵爷爷，背微驼，总是推个破独轮车卖些小杂物。晚年由两个女儿照顾他，他死后房子也早被拆掉没有了。小时候听说过他儿子的事，都以为这个儿子早死了。

说起锡贵爷爷的儿子，村里人没有不深深惋惜的。陶砚瓦从小也常听父亲讲过。父亲说他和陶俊明是同学，两个人从小在一块儿玩耍，一块儿念书。就连辍学去安平丝网学徒也是一起的。

陶俊明是锡贵爷爷那一枝里唯一男孩子，从小被寄予传承香火的独苗儿，而且还送到私塾读书，学习成绩很好，和砚瓦父亲两个人不相上下。毕竟因为家里贫穷，十三岁时家里就都供不起了，于是双双辍学到安平县城一个丝网厂当学徒。由于年龄小没出过门儿，两人都特别想